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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殖民统治政权建立后在经济上实行大肆掠夺

    日本侵略者占领松原四县(旗)后,境内的钱庄、银号相继歇业。日伪当局在经济上首先控制了金融。1932年,在扶余、长岭两县设立了“中央银行”扶余支行和长岭支行,发行纸币,严禁旧铸币、旧纸币在境内流通。

  1934年6月,伪政权公布《货币法》,强行统一货币,发行纸币“绵羊票”,附之铜币(后改为硬塑胶币)。1935年,扶余、长岭、乾安3县先后设立伪金融合作社,办理储蓄业务。储蓄手段为金融合作社与兴农合作社联合,按比例强行在农民“出荷”粮款中扣储,3年不准支用。日伪虽未在郭前旗设金融机构,但由伪兴农合作社通过发放贷款、搞储金、微价收粮等手段大刮民财。还强令城乡民众购买“兴农储蓄券”、“特别定期基金”,筹集战争经费。

  为了垄断交通和工商贸易,日伪当局以“开发实业”为幌子,进行投资。1931年12月,满铁总裁内田康哉通过勾结汉奸的方式与四洮铁路局长阚铎签订合同,攫取了途经长岭县境内的四洮铁路的经营权。1934年4月,动工修建新京(长春)至白城铁路,松原辖境郭前旗路段铁路均为日本人所控制。1935年11月,京白铁路运营通车,为日本掠夺吉林省西部及其内蒙古地区资源提供了便利。在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强化统治,加紧掠夺,自1932年始,先后强迫扶余、郭前旗、长岭三县(旗)人民修筑县与县及县内各区的“警备道”37条,总长约1 407.4公里;又在扶余、乾安两县开辟营运线路13条,其中扶余7条,长325公里。各县(旗)除设有电报、电话机构外,于1933年还设立了警备电话局。扶余县警备电话局专用,设在伪警察署楼上,可与扶余、三岔河两个街、22个伪村公所通话,县外可与郭前旗、大赉、乾安、农安、榆树、肇源直接通话,为迅速镇压抗日群众提供方便。境内的邮政局均隶属伪新京电信株式会社。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境内仅有的电力工业实行高度垄断。1936年,伪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收买了扶余县广益电灯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伪满洲国电业株式会社投资伪币10万元,建郭前旗发电所,直隶新京;1938年,将三岔河发电所收归伪满洲国电业株式会社管理。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影响,官府勒索,金融紊乱,使境内本来就不发达的民族手工业严重衰落,有些作坊倒闭或歇业。

  在商业方面,由于战时增税,倾销日货,加之实行一系列的经济统制法,迫使一些商户停业或闭店。1938年后,伪满当局对商业贸易实行统制政策,先后公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重要特产物专管法》、《小麦及制粉业统制法》、《物价物资统制法》、《七二五禁令》等,对工业品实行配给、统一价格;对大豆、豆油、豆饼的收购、配给及输出实行统制;对一切业者要组成统制“组合”。

  通过“组合”进行“统制”的有棉纱、棉纺织品、麻袋、橡胶、纸烟等;通过特殊公司与准特殊公司进行“统制”的有粮食、大豆、生活必需品及毛皮、皮革、柞蚕、木材、水泥、煤炭、钢铁、非铁金属、碱、硫铵等;通过专卖进行“统制”的有面粉、石油、火柴、酒精等。从1939年开始,扶余县建立各业组合,由商工会(内驻日本人“顾问”,后改称理事)领导,会内设小卖联盟,掌握商品分配,全县除县城和三岔河及24个组合外,各区1 495家工商户被迫组成40个“组合”,形成殖民经济的统制网。

  对农业资源的掠夺:首先是大肆掠夺土地。以所谓的“国有地”、“开拓地”和“日本农业移民”“农地紧急造成”及其他名义,大肆扩张其侵略用地。强行收买是日本统治者夺取土地的主要手段。1936年5月,日本关东军制订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以此达到长期占有的目的。1937年至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强行廉价收买境内属于他们划定的范围内的土地,谓之“开拓地”。日本开拓团在境内到处“开拓”。如扶余县三井子、五家站和伯都坎下都有日本开拓团强行“开拓”。

  其次是强行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大规模掠夺农副产品,强制农民交售粮食,对农民进行无情的剥夺。1937年以后,日伪当局对农产品实行全面统制。1938年至1940年3月,日伪先后颁布了《米谷管理法》《粮谷管理法》《特种物品专管法》以及重要谷物《促进出荷统制令》等诸项粮食统制法规。强迫农民按照日伪当局制定的价格与数量,在规定的时间内,把粮食出售给日伪收购机构。不管收成好坏,日伪强制农民按预购契约数量交粮。

  再次,通过强制推行“勤劳奉仕制”和“劳工供出制”,强迫农民负担劳役,掠夺农业劳动力资源。1933年始,日伪当局每年都要在境内征召一次国兵,检查不合格者称“国兵漏”,则将其编入国民勤劳奉仕队服役3年。同时,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各招募一次劳工,年龄要求20岁至60岁的男性国民。勤劳奉仕制和劳工供出制,两者都是强制劳动。长岭县在日伪时期征募劳工(含“奉仕”)较大规模的有十余次,四万多人次。劳工干重活,吃不饱,还挨打受骂,饿死、累死、被打死的不计其数。在去西安煤矿的劳工中就死一百余人,去呼玛修工事的劳工死六百余人。

  第四,财政入不敷出,税负增加。日伪统治时期,财政收入来源于税收。伪政权实行高率多征的办法,缓解财政拮据局面。1933年,各县设税捐局,由伪吉林省直接领导专收国税。各县伪政权内设财政局,统征地方税和官、公产税。1935年修改税制后,税种、税率都作了调整。调整后的税种也分为国税、地税。由于各县(旗)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不同,税种也不尽统一。扶余县设国税13种,设地税26种;1941年长岭县设国税21种,地方税中有县税8种、街村税5种。各县在农村设有多处税收机关和财务出张所,到处设卡收捐,往往重叠征收,商户不堪重赋,农户常常弃地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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