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党史研究 >> 党史人物

党史人物—张义堂

    张义堂,曾用名张竟生(陶赖昭)、张敬文(大连)、张瑞林(哈尔滨)。1902年12月,张义堂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北田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兄弟三人,他是长兄。8岁时,母亲因病去世,20岁时,父亲与二弟相继因病去世。
 

                                                                                                                                          (一)


    幼年时的张义堂为人宽厚善良,虚心好学,聪明过人。曾在私塾念过两年书。后来,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在家习武。自古山东出好汉,阳谷县又是武松打虎的地方。为了防身健身,张义堂也练会了一些武功,并小有名气。为了练拳,他每天对着井口出拳数百次,坚持数年。后来,他只要对着井口出拳,就能看见井水翻花和听到水的哗哗响声。
    1920年,山东省阳谷县遭受旱灾,粮食颗粒无收,张义堂随着父亲张汉广带着二弟闯关东。落脚大连后,他在一家日本私人印字房当学徒。由于他有点文化,工作吃苦耐劳,虚心学习,很快就掌握了印刷技术。可是,由于工资太低,每月挣的钱还不够填饱肚子,而且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有时还要受日本人的气。面对这一切,他心中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经常因为打报不平受到老板的责骂,但工人却对他十分拥护。
    1924年,印字房日本老板因突发性疾病死亡。老板娘无儿无女无力经营,便想把工厂出兑给张义堂。他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满口答应下来。可是钱却一时凑不齐。老板娘答应可以分三次三年内还清。就这样,他发动工友集资交了一笔定金,印字房就转到了张义堂和工友的手中。接手后,因为大家劳动热情高,经营管理有方,工厂效益大大提高,印字房的名声也传出去了。
    然而,好景不长,半年后,一个日本人突然来,自称是老板娘的弟弟。他说工厂不卖了,要收回去由他管理。张义堂等人当然不能答应,日本人就把张义堂告到日本衙门,日本衙门判处日本人胜诉,不但要交出经营管理权,而且,首付的钱也不退还。
    日本人的强盗嘴脸激怒了张义堂等人,张义堂找来山东老乡孔昭月等人,决定把印字房砸掉。他说:“日本人这是把我们往绝路上逼,这口气咽不下,他们不让我们干,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干”。于是,当晚,他就领着大家用铁锤把印刷机、拣字盘等设备砸毁。
    此举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日本人的威风。但是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第二天早晨,日本警察暑就把张义堂、孔昭月等人抓进监狱。审讯中,为了不让其他工友受苦,张义堂一口咬定说:“工厂是我买的,也是我砸的,要打要杀我一人承担,与他们没关系。”在义正词严的争论后,警察署只好把工友们放了,留下张义堂一个人,任凭严刑拷打,直打得皮开肉绽,四颗门牙脱落(出狱后又镶上金牙,“张大金牙”的绰号由此得名。)孔昭月等人不忍心他一个人受折磨,凑了200块大洋,托人说情,送到日本衙门,希望放人。因为案件纯是经济纠纷,不涉及政治,衙门便顺水推舟把张义堂放了。但是,民族仇恨在他心中却深深地扎了根。


                                                                                                                               (二)
 

    1925年初,张义堂从监狱出来后,工友们都希望他留下来带领大家寻找新的出路。可是,他没有答应,他说:“我感谢大家救了我,大连的饭,饿死,我也不想吃了,我要当兵去。”他还说:“要想不受日本人欺压,就得拿起枪来把日本强盗赶出去”。
    于是,张义堂毅然地参加了冯玉祥在青岛的部队。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北伐战争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当兵后,他因为作战机智勇敢,连打胜仗,不长时间就被提拔为排长、连长。
    然而,好景不长。张义堂发现,冯玉祥的部队总是与中国军阀打仗,不和日本人打仗。部队开到甘肃后,冯玉祥要求就地休整,一连几个月无仗可打。张义堂觉得自己一腔热血无处抛洒,满腹仇恨无处报。于是,他联络一位老乡回到山东,希望再找用武之地。
    1928年,张义堂来到吉林省德惠县张家湾。在那里,他通过熟人介绍,在东省特别区警务处第二警察署当了一名警士。不久,认识了满洲省委地下党员吕清潭。在吕清潭的帮助教育下,通过谈心、读一些进步书刊,他加深理解了革命道理。这使他如鱼得水,革命愿望更加强烈,并积极投身到革命活动中。1929年1月,经吕清潭介绍,张义堂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在警察署,张义堂凭着为人和善、办事利索、性格刚毅、有一身好武功的特点,受到上级重视和同行的敬佩。1929年5月,张义堂提升为巡长,同年6月15日,他被派到特别区陶赖昭警察署任巡长。到任后,他曾与满洲省委巡视员冯仲云多次接触,有时冯仲云还住在他家。在接触中,冯仲云向他传达了刘少奇同志到东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并直接领导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消息,他非常高兴,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张义堂以警察巡长的身份做掩护,经常接触警署内的、特区铁路派驻所的、邮电局的以及铁路工人中的进步人士,积极向他们宣传反满抗日的主张,鼓励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增强信心。在宣传中,他讲得最多的是:“满洲国的气数已尽。日本侵略者的兔子尾巴长不了了。中国人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走民族解放、独立自主的道路……”。
    在警察署内,他经常说:“咱们都是兄弟,都是为了混口饭吃才穿上这套衣服,所以,缺德的事要尽可能不干,免得老百姓骂我们连爹娘都跟着沾光……”。当大家都赞成他的意见后,他就借机宣传革命道理。
    在日常生活中,他见缝插针,不放过任何宣传群众的机会。一次,一个警士偷看了他经常读的一本书,对书里面有些内容不明白,就试着向他请教。他听后笑了,然后严肃地说:“书里面讲的都是革命的道理,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你们甘心情愿吗?……想要过好日子,穷人就得组织起来把日本鬼子打出去……。”
    在发展党员过程中,他认真把关,坚持严密、慎重的方针,对那些思想要求进步、态度坚决的人也要亲自考察、谈话。对要求入党的人,他常问的两个问题就是:
    “你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秘密吗?”
    “你能为党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吗?”
    他认为,做一个地下党员,就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必须具备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由于他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展了13名地下党员,为建立陶赖昭特别支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陶赖昭的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陶赖昭地处第二松花江北岸,公路、铁路是沈哈、哈大之间的交通要塞和枢纽,在政治、军事上占有重要位置。为此,日本侵略者在陶赖昭建立了领事馆、宪兵队、开拓团及特务组织,同时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满洲省委决定建立陶赖昭特别支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王立德到陶赖昭宣布,“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张义堂任支部书记,鲁世锋任组织委员,尹洪宾任宣传委员。直接受满洲省委领导。届时,特别支部已有党员19名,积极分子30多人。
    陶赖昭特别支部成立后,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张义堂继续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扩大反满抗日力量,并把重点放在侦察、搜集日本侵略者活动情况上,及时、准确地向满洲省委传递各种情报,与日本侵略者开展了一场看不见的斗争。
    为了及时掌握日本领事馆的情报,张义堂决定不再让弟弟张义贵在外干零活。他通过关系把张义贵送到日本领事馆当杂役(勤杂工),并一再嘱咐要密切关注领事馆的动向,有啥情况只跟他一人汇报,不要跟其他人说。张义贵在领事馆每天生炉子、烧开水,擦桌子、打扫卫生,暗地里关注日本人的一言一行,每天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哥哥汇报听到和看到的情况(因为张义堂一家与弟弟、弟媳吃住在一起)。
    1931年冬,日本领事馆建立不久,突然从火车站下来300多日本兵,不但全副武装,而且带着生产工具,部分人还带着家属。这使全镇人都摸不情咋回事。后来才听说叫“开拓团”,是来帮助中国人开发水田地、种水稻的。张义贵汇报后,张义堂说:“不对,这一定是日本人在搞阴谋,一定要注意观察。”以后的事实证明,张义堂的判断是对的。“开拓团”种地是假,充当日本宪兵队才是真。在以后的一次次铁路沿线(包括车站)的戒严中,每有军事物资,兵力调动,“开拓团”都荷枪实弹在车站及沿线设岗,对靠近的百姓吆五喝六,非打即骂。
    针对这种情况,张义堂及时向满洲省委作了详细汇报,揭露了“开拓团”的真相。满洲省委十分重视,并指示对领事馆和“开拓团”继续严密监视。
    1932年1月27日中午,陶赖昭铁路道岔工人成振铎(党员)对张义堂说:“今晚过半夜3点,有一列军车开往哈尔滨。车上不仅有军用物资,还有日本高级将领。”张义堂听后非常兴奋,马上找到在陶赖昭了解情况的王立德,王立德立即赶回满洲省委,决定采取行动。第二天早晨就听到了军列在三岔河颠覆的消息,有数十名日本兵死亡,十几门大炮被毁,中断运输30多小时。
    1932年夏,陶赖昭领事馆接到命令,说有一支抗日队伍100多人,要从农安过江去舒兰,命令领事馆派兵拦击。张义贵听说后马上告诉哥哥张义堂,张义堂又马上派人把情报送到满洲省委。后来得知,由于情报及时,队伍改变了路线,避免了重大损失。
    在斗争中,陶赖昭特别支部得到满洲省委的充分肯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特别支部以张义堂家为联络点,采取聊天、打麻将等形式聚会,交流情报,传达上级指示,布置工作任务,研究各种对策,工作十分活跃。但是,他们的活动也引起了领事馆的注意,领事馆派特务对张义堂家进行了监视。特务穿着便衣在四周转游,一碰到张家的人就问这问那,有时还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张家,假惺惺地说:“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最近,家里是不是来过生人?可千万小心啊!若是再来生人,最好跟我们打招呼,也好有个照应。”面对日本特务的险恶用心,张义堂曾多次告诉家人,并在家设置了暗号,在窗台明显处放一盆杜鹃花,提示屋内有异常情况,危险。由于早有准备,日本人没有发现可疑情况,便灰溜溜地走了。
    战斗在白色恐怖中的张义堂,不仅日本领事馆对其虎视眈眈,一些毫无民族自尊心、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也常常对其构成威胁。在警察署内有一个在他身边工作的警察,不知什么时候掌握了张义堂的一点证据,就企图出卖他,到日本那里邀功领赏。但是,机智勇敢的张义堂很快就化险为夷,粉碎了他的阴谋。
    一天中午,在邮电局工作的地下党员罗云生在办理邮件时发现一封可疑的信件,他马上把信拿给张义堂。张义堂接过信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封信是寄给“哈尔滨最高特务机关长”的。信封内装有两张前几天他丢失的传单,还有一封检举信,信上写着“张义堂、尹洪宾、单景春……等8人是共产党…。”落款人名“宫云廷”。面对触目惊心的举报信,张义堂没有惊慌。他让罗云生把尹洪宾叫来商量对策。因为宫云廷的人品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光棍一条,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依仗与警察署长彭某有点亲戚关系,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敲诈勒索,民愤极大。所以当即一致决定除掉这个败类。但是,怎样除掉呢?有人说把他弄死扔到江里用石头沉了;有人说用绳子把他勒死;还有的说把他弄到火车道压死,但无论哪个办法都觉得不妥。最后,张义堂提出一个借刀杀人的办法,既借用彭署长的权力先把他开除,然后再整死以防后患。
    于是,他们按照事先设计的方案开始了行动。首先,由张义堂拿着检举信找到彭署长:
    “报告署长,宫云廷密告信说我们是共产党,你看咋办?”
    说完把信递给署长,署长看着信,愣了半天问道:“这是真的吗?”
    “不是真的,完全胡说八道。署内总共有13人,居然说有8个是,就差没说你也是了。”
    “是呀,”署长额上冒出了汗珠,“如果你们都是,那我和你们可就是一窝了。”署长自言自语。
    张义堂乘势指桑骂槐道:“宫云廷真是个畜生,放着警察不好好干,非要拿大家的脑袋换钱花,真是混蛋透顶,该千刀万剐。如果仅仅是告我们,我会跟他算账的,现在把署长您也牵连进来,跟着我们背黑锅,所以,请署长一定为我们做主,也得替自己好好想想。”
    一席话说得署长顿时无语。他自知平时懒得管事,只顾抽大烟,更知道张义堂精明强干,做事果断,有谋有略,此事如此重大,干脆就叫他处理得了。他心里想着顺嘴说道:“张巡长,这事还是你处理算了。”
    张义堂见火候已到,就说:“署长,我知道您和宫警官是亲戚,有为难之处。我看这样吧,为了防止他再加害我们,牵连署长,我们就多给他一些钱,打发他回老家吧。”然后又附在署长耳边嘀咕一会,只听署长连称:“是……行……”
    就这样,当天晚上,署长逼着宫云廷写了辞职书,署长签完字又给他一摞钱,然后说:“就让张巡长、尹警官送你回去吧!”
    期间,宫云廷也曾耍赖、求饶,但一切都成定局,无法挽回。按照署长吩咐,张义堂和尹洪宾把宫云廷控制起来,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在火车站一处黑暗的地方将其勒死,装进麻袋,然后,扔进北去的一节空车厢里,彻底送他回了“老家”,也清除了一大隐患。
    这场虚惊算平息了,但张义堂等人的身份也暴露了。为此,张义堂向满洲省委作了汇报,省委决定暂停活动,静观其变。
 

                                                                                                                                             (四)
 

    1934年1月,张义堂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调往大连。具体任务是:大连市委已遭破坏,重建大连市委。这一决定使他离开了陶赖昭的虎狼之境,但如何脱身也非易事。当他向彭署长请假时,署长说啥也不准,理由是宫云廷刚刚辞职,工作忙,缺人手。为了不使署长怀疑,给特别支部带来影响,张义堂只好以家有老人生病,急需照顾为由,才得以脱身。临行前,张义堂叮嘱妻子和弟弟说:“如果有人问,就说回关里了,千万别说去大连了,就是打死也不能说。”
    结果不出所料,张义堂走后,日本领事馆就有人问其弟弟张义贵:“你哥哥那边的去了?他的对满洲国和日本皇军的不满意,你的知道?”张义贵回答道:“我哥哥的事,我怎么知道?”接着,日本人又拉拢他,说:“你的好好干,我的不会亏待你的。”张义贵心想,还是收起你的这套吧。
    张义堂到大连后,发现形势十分严峻,街上一片萧条,军、警、宪、特活动猖獗,百姓怨声载道,白色恐怖气氛浓厚。为了便于工作,他先在舅父杨文忠家落脚,后又搬到一位同乡高星恒家居住,并指派舅父做交通员,与满洲省委联系,而自己则以大连满洲新闻印刷厂工人身份作掩护,依靠山东阳谷老乡开展工作。
    他深入到一些失散的党员家中详细了解各方面情况,传达满洲省委指示,鼓励大家吸取教训,坚定信念,带领群众继续坚持斗争。许多党员流出了激动的泪水。当年与其一起砸印字房的老乡孔昭月(党员)拉着他的手说:“大连市委已经瘫痪半年多了,群龙无首啊,这回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干点事了……。”也有的党员说:“大连市委遭破坏,主要是组织工作不慎重,在组织罢工中,不少人暴露了身份,致使很多党员丢了性命。教训和代价实在太大啦……”针对实际,张义堂很快制定了“联络老党员,发展新党员,坚持在斗争中考验,慎重发展,确保质量”的方针。一方面积极联络失散的党员,一方面把重点放在铁路、造船厂、码头、印刷厂等工人密集的行业,充分发挥老乡、老党员的骨干作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恢复了十个基层党支部,同时又发展了30多名党员,新建了3个党支部,为重建大连市委打下了基础。
    1934年10月,经满洲省委同意,大连市委再次重新建立,张义堂任市委书记。
    张义堂在大连工作期间,经常深入到工厂,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文章,自己刻字印刷,发给工人阅读,不断提高广大工人的阶级觉悟。对于调查中工人反映的挨打受骂、待遇不公、严重侵害工人利益的现象,他通过基层地下党支部和工会组织工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那些严重侵害工人利益的工厂企业,他还亲自坐镇组织罢工。1935年12月,他利用船驿(大连北站)日中工人待遇严重不公的事实,组织发动200多名工人罢工,经过一天的斗争,取得了全面胜利。不但中国工人工资由2角增加到3角(日本工人也是3角),而且原来中国工人只允许在露天洗澡,马上修了浴池。在斗争中,工人分享到了胜利果实,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
    罢工事件像冲击波一样影响到各行各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以张义堂为代表的大连市委通过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工人罢工10余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胜利。罢工唤醒了民众,鼓舞了斗志,出现了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坚决斗争的可喜局面。
    1935年10月,由于张义堂抵制“左倾”错误路线,满洲省委调夏尚志到大连任市委书记,张义堂改任组织部长。对此,他毫无怨言,继续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
 

                                                                                                              (五)
 

    1936年1月,根据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撤消满洲省委,建立哈尔滨特委,大连市委直属哈尔滨特委领导。3月份,哈尔滨特委调张义堂任哈尔滨市委书记。他带着妻子、孩子一起住在哈尔滨市马家沟街一幢白俄罗斯的小楼里。与此同时,他与吕清潭在哈尔滨道里16道街建立了“荣华客栈”,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
    为了尽快熟悉环境,了解情况,开展工作,他不分昼夜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此时的哈尔滨,由于民众奋起抗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抗日联军的胜利捷报四处传扬。为了更好地支援抗日前线,哈尔滨特委交给哈尔滨市委一项重要任务:发动群众,参加抗联。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任务,他深入工厂、学校,大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对那些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他总是反复宣传:“祖国危亡在即,国民党腐败无能,赶走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就落在你们的肩上。中国青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总是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我们绝不能眼看祖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我们应当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每一次宣传发动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一个月的时间,有200多人参加了抗联。
    在发动群众过程中,他经常为自己的演讲而感动,曾多次请当时在抗联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说情,向哈尔滨特委请求去抗联,但始终未能如愿。
    1936年6月,在一次去学校演讲的过程中,因奸细告密,张义堂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在狱中,面对残酷的刑讯和威逼利诱,张义堂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始终坚守党的秘密。面对丧心病狂的敌人,他轻蔑而坚定地说:“你们不就是要抓共产党吗?我就是!至于其他人,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绝不会告诉你们!你们还是不要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啦!”
    在狱中,张义堂带着满身重伤,忍着剧痛,仍然不忘记对难友(政治犯)们进行宣传鼓动。他鼓励难友们“不要悲观,要坚强,要坚持斗争。只有斗争才有出路。”他还鼓励难友“要加强团结,要互相帮助,要同甘共苦,共度难关。”每次刑讯回来,难友对他都格外关心。一次,敌人把他的妻子抓来与其一起审讯,敌人用皮鞭、火烙铁、老虎凳、电椅子、辣椒水、竹签子等各种刑具对他进行摧残,但他始终一声不吭,怒目圆睁,对党的秘密只字不说。当他遍体鳞伤被拖回牢房时,难友们愤怒了,整个牢房响起抗议的吼声。
    在入狱期间,张义堂的妻子和弟弟张义贵都受到牵连和不同程度的拷问。
    “你的掌柜的大大的共产党,什么人的常去你家?”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家庭妇女,就知道伺候丈夫、孩子。”
    不论敌人怎么问,妻子就是一句话。敌人用刑折腾到过半夜,还是这句话。
    与此同时,陶赖昭领事馆对张义贵也进行了各种盘问,并派特务严密监视,毫无结果。
    张义堂被捕后,陶赖昭特别支部多次研究营救方案,均不可行。最后,大家凑了80块大洋,张义贵卖了一头猪,凑了40块大洋。希望托人把张义堂赎出来,但,钱拿去了,人却没出来。
    1936年8月13日,是哈尔滨圈河子刑场最阴森恐怖的一天。这一天,敌人杀害了103名共产党员,排在第二位的就是张义堂(当时化名张瑞林)。当敌人的枪口对准胸膛时,张义堂带头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张义堂壮烈牺牲,时年34岁。

总访问量:21654中共松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版权所有 吉ICP备 05004910号-1
Copyright©2001-2010 by www.sydsw.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